Louis Drounau：解读2010年法国大罢工

Louis Drounau：解读2010年法国大罢工

作者：Louis Drounau 文 郭承斌 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11-6

　　简介

　　法国再次陷入了罢工潮之中。自从今年三月由法国冶金工业联盟（UIMM）雇主联合会起草的一份退休制度改革草案公布以来，法国的社会生活就不断地被一连串罢工运动所打断。这次大规模运动是由来自各个领域的工会联合会所领导，共同反对政府的改革计划，并在今年九月末和十月达到了顶峰，估计这一时期走上街头的罢工人数在300万以上。政府的该项法案现在已经在法国议会两院获得了通过，这使得社会运动的未来变得没有定数。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罢工”这个概念以及它在法国社会史中的关联性，以便更好地理解最近的罢工动员。

　　在纵观历史回顾“罢工”这一概念是如何在法国发展起来之前，我们将从“罢工”概念的描述，它的定义以及它如何响应民主价值开始。而在介绍法国的退休制度和社会形势之后，我们会讨论2010年退休制度改革的逐年经历和争论焦点。

　　“罢工”的概念及其在法国的历史

　　罢工，按照牛津词典的定义就是指“以抗议的形式拒绝由雇工团体所组织的工作，一般是试图从雇主方那里获得让步”，这意味着工人们将停止工作，造成产量的减少或停止。

　　尽管民主的概念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但在罢工自由和民主之间有着很清晰的联系。实际上，这类型政体的实质是建立“民治、民享”政府的选择结果。然而，为了让人民能充分选择他们的政府以及确保政策是真正为民所享，允许具有矛盾冲突的观点公开表达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民主需要言论自由和政治见解。街头抗议便是让这些观点广为传播的一项工具。为了允许工人参加这类公开游行示威活动，政权需要确保相应规定权利，防止参与者因罢工而遭受失去工作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真实性民主的发展通常伴随着加以规定的罢工自由。与此相反，为了压制（可能发生的）反对他们统治的行为，独裁政体则趋向于禁止罢工和抗议。

　　在法国，首条著名的法规可以追溯到1791年的《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它因为禁止成立工会，所以也就禁止了罢工。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罢工和成立工会最终被法律所允许，比如1864年的《奥利维尔法》（loi Olivier）以及1884年的《瓦尔德克-卢梭法》（loi Waldeck-Rousseau），这些法律法规被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中有关罢工自由的规定所取代，只在如今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中保留了部分文本。

　　然而，第四共和国宪法规定，罢工应该“根据法律规定”进行，因此围绕罢工制订了相应的法规，以便罢工被视为合法，以及让工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样地，罢工也需要具备集体性质（超过单个独立个体），工人需要停止一切活动，与工作有关的要求必须提出。此外，在国家公共机构，一份与五个工作日相关的通知必须送到上层那里；这同样适用于公共服务部门（例如交通运输），不论其是属于公营或是私营公司负责操作。一些部门，特别是军队，被禁止举行罢工。不过，对罢工也没有时间限制，工人也不需要为了罢工而加入工会。

　　法国最著名的罢工包括1936年“大罢工”（Grandes Grèves），它促成了带薪年假的产生；然后就是1968年5月的工人和学生运动。最近几年来的例子包括2003年反对退休制度改革的抗议活动以及2006年抗议政府出台“首次雇佣合同”（CPE）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法国的养老金制度及其改革

　　法国的退休制度可以追溯到1673年，一道王室法令的颁布为皇家海军的军官们设立起了一份退休养老金。在1790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一条法律将为国家提供了30年服务的公职人员的退休年龄正式设定在50周岁。在1853年，这类人员被包含在了养老金制度内。私营部门人员没在国家的考虑之列，然而，随着工人阶级的力量获得急剧增长，给政府施加的压力也不断加大。1910年，为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雇工而设立的强制性资本化体系被创建起来，这套体系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逐步修改，到1941年已经覆盖了1500万人，并制订了一些作为补充的退休金计划。

　　然而，此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重创，资本化体系也濒临崩溃的边缘。首次转折发生在1941年，维希政府（the Vichy government）决定从资本化转向强制性再分配。从那时起，这套系统就开始以代际团结（inter-generation solidarity）为基础，意味着用当前在岗人员的供款来支付当前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最具决定性的改变发生在二战后，贝弗里奇模式（Beveridgean）的社会保险制度逐渐建立。随后，养老金的覆盖面扩展到所有的从业人员（属于“普通制度”范围），不久四种非雇佣种类也被加入进来，包括推销员、工匠、自由职业者和从事农业者。此外，对公共部门有利的“特殊制度”也建立起来，它涵盖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属于国家铁路垄断部门）、巴黎公共交通公司（RATP）、法国电力公司（EDF，属于国有电力垄断企业）和法国天然气公司（GDF，属于国有天然气垄断企业）。在1953年，将特殊制度合并到普通制度的一次尝试遭遇到强烈抗议并最终放弃。由于人口统计数据的逐步完善，皮埃尔·拉罗克（Pierre Laroque，法国社会保险的创立人之一）在1962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曾警告，随着“婴儿潮”这代人在二十一世纪初渐渐退休，法国社会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养老金总额的增长导致了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支出，才能阻止正在形成中的财政缺口进一步扩大。三项财政计划在7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除了不断增加的赤字外，失业率在80年代也开始上升。为了将年轻从业人员纳入到体系中，法国左翼政府在1982年决定将退休年龄降低到60岁，并在1986年推广这一措施。这项举动仍旧是左翼的一个最大失败。

　　为了缩小不断扩大的差距，巴拉迪尔政府（the Balladur government）在1993年将交纳退休金的年限要求从37.5年延长到40年。两年后，旨在将特别制度向普通制度靠拢的朱佩改革法案（the Juppe reform bill）招致了一场激烈的大规模罢工，此次罢工由公共部门的工会领导，以保护他们不断增加的特权利益。持续的反对声浪迫使这项改革法案最终撤销。随着90年后半期经济强劲增长，对立紧张和改革的诉求均得到了缓解。

　　由于经济状况的持续走低，法国退休指导委员会（the Retirement Observation Council，以下简称ROC）强调要进行一场重大改革的必要性。如果不改革，ROC预计养老金制度的赤字（由国家负担）将在2020年增加到每年430亿欧元，它还估计在2006年到2050年之间从业者与退休者的比率将从182:100下降到121:100。2003年，总理菲永的改革目标主要是渐进地把公共部门朝私营部门退休制度靠拢，将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作者交纳退休金的年限增加到40年（从2004年到2008年），到2012年再延长到41年。虽然这次没有引发大规模罢工，但改革再次遭到了工会的强烈反对。

　　不幸的是，这项依赖延长年长者退休年限的改革并没有达到目标。更确切地说，ROC注意到了60岁退休人数和提前退休数量的增加，其中一个原因便是，60%的私营部门员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末期似乎已处于失业状态，或者是不能进行工作；因此他们无法选择再多工作一段时间。随后制订的“雇佣年长者国家计划”以增加年长工作者的就业率为目标，但未能影响到雇主的用人习惯。

　　2010年改革

　
　起草，演进与投票

　　2010年改革是以ROC的第八份报告为基础，希望阻止养老金制度产生赤字，并在菲永改革原先计划的2012年之前实现这一目标。按照最乐观的设想，这份报告预测到2050年时，普通制度将产生720亿欧元的赤字，即使没有失业人口，这一数额也不可能实现平衡。它强调，仅是增加工作年限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但这应该成为主要的措施。如今，改革的必要性成为了在法国政坛能取得广泛共识的主题。

　　到目前为止，法定的退休年龄依然是60周岁。不过，据2008年的统计显示，25%的退休人员是在60岁之前就结束了工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交纳退休金的年限是40年，到2012年前将逐步提高到41年。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在法国总共有1560万退休人员（比例超过法国人口总数的17%，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25%），共计集合了2510亿欧元的养老金（占当年GDP的12.9%，在1959年只占到5.4%）。

　　在与工会代表进行了几轮会谈和磋商后，法国政府于今年5月16日公布了草案，从而为改革之路打下了基础。在草案中，政府提到了“延长交纳退休金周期”，但是没有明确说明交纳退休金的年限或是法定退休年龄是否会受到影响。政府排除了增税的措施，但是交纳退休金应当根据资本收益进行变动。不过，很少有人认为应对繁重的工作或是年长者失业率进行调节。

　　一个月之后，一份详细的改革法案对外发布。法案的三个主要方面包括：逐步将私营和公共部门的法定退休年龄延长两年，到2018年达到62岁（特殊类别的公职人员延长至52岁和57岁，而现在的退休年龄设定在50岁和55岁）；到2020年时，将交纳退休金的年限提高到41年；公共部门退休金缴纳比例将从7.85%提高至10.55%，向私营部门看齐。按照国际时事评论者的说法，这项改革与欧洲标准相比，还是普遍显得较为柔和。退休年龄设定的唯一例外是针对重体力劳动者，这类人群保留了60岁退休的权利，以防备部分由工作导致的伤残。一些小措施还包括从高收入群体获得捐助以及为年长失业人员提供支持。

　　9月7日，法国国民大会（the National Assembly）开始就计划展开辩论，615项修正案在此前已经提交。法案在首次投票中已获通过（329票赞成，233票反对），随即被提交给参议院，然后，参议院在10月5日启动了辩论程序。在做过微小的修改之后，新的文本在10月22日首轮投票中获得通过（177票赞成，153反对）。10月25日，一个由七名国民大会代表和七名参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就改革法案的共同版本达成一致。最终的法案于次日在参议院通过（177票赞成，151票反对），并于10月27日在国会大会表决通过（336票赞成，233票反对），使之成为一条完整的法律。

　　反对和罢工

　　让国际舆论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上百万人在街头参与游行，并以抗议者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而达到高潮；就电视中描绘的场景而言，有时候它可以被当作是民主失败的证据。然而，有必要将对立双方做一个细致的解析，以便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暴力场景。应该注意的是，反对声浪和暴力行为并非针对此次改革，而是法国社会状况的一个循环展现，与法国的其他问题紧密相联，尽管反对这次改革的运动比以往带来了更大的震荡。

　　反对改革法案的人可以大致地被分为两股力量--反对政党和反对工会。左翼政党如社会党（the Parti Socialiste，属主要反对党）或左翼阵线（the Front de Gauche）在媒体上发泄他们的不满，并通过党内那些被选举出来的立法代表向国会两院呈递修改方案。另一方面，虽然工会在国会中没有被推选出来的官员，但在制订草案的过程中还是被纳入到谈判当中。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充分听取，他们就会开始组织罢工和抗议。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劳工部长埃里克·韦尔特（Eric Woerth）在公布最初草案前，还多次会晤了工会代表。应该说，在法国参加工会的劳动者的比率还是非常低（2003年为8%，50岁以下在公司加入工会的仅有3.5%）。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工会的激进化，趋向于法国政坛中的极左势力，因此形成了与占优势地位的多数右翼截然相反的观点。总的来说，在最后投票前举行的八天大罢工是由所有主要的工会组织的。这透露出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有一次罢工是在3月23日组织的，这个时间在劳工部长举行首次会晤之前。

　　意见不一致的要点源于公共财政赤字的处理方面。政府的举措是想限制支出和从劳工那里带来更多的收益；而工会则认为这些措施还不够充分，并且认为这等于是公众社会权利方面的倒退。工会的解决方案是打算设立新税种，调动财政刺激，他们将这视为唯一适用于人口中最富裕部分的方式。而政府坚称增税会破坏正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法国经济，但它同意开始致力于财政法的全面改革。此外，一些右翼代表也同意改革的某些方面会引起一场社会倒退，但还是得继续下去；他们声称，在一个已经变得无法接受和不公平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这些措施是可以忍受的。这场论战将目标对准了公共部门的利益和60岁法定退休年龄，而法定退休年龄是上世纪80年代左翼掌权的岁月里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是提高交纳退休金的年限，这将导致年长者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而年轻人无法得到工作机会，致使原本已经居高不下的年轻人失业率更加高涨。在法国历史上，这样的争论曾经促使社会党在80年代将法定退休年龄降低到60岁，但最后对于缓解失业也没起到太大作用，反而以增加了退休制度产生的赤字来作为代价。

　　发生在主要城市如巴黎、里昂或者格勒诺布尔的暴力行为不应和民众的抗议混为一谈。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种现象就变得更加突出，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到90年代，尤其是当大学生和高中生参与到抗议当中的时候。包含了对政治的挫败感和无助感等多种因素导致年轻人加入到抗议中，寻求机会与警察发生对抗。几乎没有相关研究来表述这一现象，但是它暴露出各界融合的失败，以及城市化政策已经改变了这些群体的构成，现在还包括从更加贫困地区来的团伙。这些新的暴力团伙现在不光是参与先前的对抗，还对遭到破坏的商店进行盗窃，并且时常发生团伙内斗。因此，这些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不该被理解为是抗议者与政府对抗极端化激进化的表现，而应当作为其他问题来区别对待。

　　在10月27日，工会组织了第九天罢工。然而，由于没能阻止法案的通过，致使当日参加罢工的工会成员人数大为减少。天然气开始恢复供应，火车和公共运输也恢复正常，各条街道重新平静下来。为了能继续向前迈步以及为了使那些要求退休金的交纳与资本回报挂钩的倡议者安心，法国政府宣布将对财政法进行大幅改革。正如在推动这项改革方面能取得广泛共识，可以在海外修复法国的形象一样，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仍旧可能激起一系列新的罢工，让这个国家深感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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