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防止改革“碎片化”

王长江：防止改革“碎片化”

时间:2010-11-04 11:58 作者:王长江

　　《同舟共进》：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深圳之行明确地提出深化改革，民间和学界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也很高，接下来的改革重点应该在哪些方面？

　　王长江：2010年8月18日是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30周年，很多媒体在重温这个讲话。可以说，邓小平讲话里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今天仍然存在。但不能说近30年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没有动静，实际上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对改革的探索一直在进行。

　　我们历来主张有序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乱，否则带来的恶果远非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混乱可比。也正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加强设计，使之有序化。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个“序”。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上面要求下面的改革要有序，但什么是“序”却没有说清楚。所以出现一个怪现象：上面认为某个改革还可以，就说是有序的，允许继续搞；如果觉得不太合适或触动了某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就说是无序的，马上叫停，这就使改革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以我的理解，“序”是要有规范、有设想，要把边界划清楚，然后在边界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大家进行探索，这才是正常健康的改革。

　　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具体哪些方面应该怎么改，而是要有一个从战略高度对改革作出的总体设计。但现在连一个统筹的机构都没有，只是把改革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部门，由部门自己去想怎么改。改革出现了部门化的现象，这是不利于改革大业的。现在一讲改革就把创新拉过来，似乎加强了改革力度，但实际上把改革与创新放在一起时，两者是存在一些细微区别的。改革的观念要大些，而创新则多半指向具体。如果改革与创新并举，我是非常赞同的，但如果以创新代替改革，总由部门从自身具体操作的层面思考问题，今天一个新招，明天一个新招，去代替总体改革，那改革就碎片化了。

　　我提出一个观点，即防止改革“碎片化”。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我听很多地方官员反映，说“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给我们左一条，右一条，干一件事、推荐个干部、换一次届，程序都多得不得了，但是程序多有什么用呢，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这样反倒用程序掩盖了过去那种不科学。改革一要主动，二要设计，不是说放开一点，用一种民主的词汇，用一种民主的形式，让大家去改就行了，这样似乎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但没有目标，改了半天，大家都不知要干什么，就变成一种碎片化的改革。最后大家觉得，搞不搞改革、搞不搞民主就是那么回事儿，反而对民主失望。这种状况，实际上糟蹋了改革的名声。

　　回过头去观察苏联当年的改革，会发现所有应该改的领域都涉及了，也提出了几乎所有的措施(当然他们最后改成多党制，这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但最后为什么稀里哗啦就垮台了，国家就解体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目标，缺乏有序的引导，而是被潮流推着走。一开始是半推半就，好比下面的诉求有100分，就前进20分；再有100分，再前进20分，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觉得你这个党靠不住，推一推，动一动，甚至不使劲推就不动。到了最后，你再说改革，那就是“狼来了”，老百姓不相信了。最后即使再大的措施也没用了，老百姓已不能容忍了，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这才是苏共最后失去执政地位的最重要的教训，不是过去说的什么和平演变。说穿了，还是内部出了问题：一是过去的体制本身出了问题，二是没有把握住改革。

　　《同舟共进》：您刚才谈到要划定一些边界的许可，防止改革的随意性，这些边界是指什么？

　　王长江：我之所以说边界划分不清晰，是现在很多时候还用一些已经过时的观念规范改革。

　　比如说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肯定要坚持，但到底什么叫领导？还有，我们自己说了，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但万一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发生矛盾，应以哪个为标准？这就是边界没划清楚。结果是，在部分人心目中，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人民当家作主得靠边站；认为过去的一系列做法都不能违背；认为搞民主，让老百姓参与进来，与过去的做法不符，那就超越边界了，但这个边界显然是过时了的。邓小平说得非常清楚：“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再比如说党管干部。有人说，党管干部是民主的最大障碍，你要管干部，那老百姓怎么当家作主？二者好像是矛盾的，但我认为不矛盾。哪个党不管干部？美国民主党不管？日本自民党不管？都管，都要把执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党的骨干手里。关键在于怎么管才叫科学。党管干部应遵循民主的原则，必须尊重人民的选择权。你可以管得细致入微，甚至可以用强力，比如说用动员、思想教育来影响民众的选择，但不能代替老百姓进行选择。这就是边界。

　　《同舟共进》：这些边界的存在，是意识形态的障碍，还是某些既得利益者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王长江：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是有些人观念确实没转变过来，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实际上是在坚持计划经济和闹革命时那种领导方法。但观念总有转变的可能，都30年了，怎么还转不过来呢？背后就是既得利益在作怪。一种不合理的机制，不仅在于它运行起来缺乏效率，还在于它会沉淀下很多既得利益，形成不合理的利益格局。

　　《同舟共进》：您说过，搞市场经济就等于走向一条不归路，不要民主，民主也会敲门。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搞了30多年，民主敲门了么？

　　王长江：早就敲门了。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改革可从解决经济问题着手，但随着人们需求的逐渐提高，其他改革也必须同时进行。第二层，改革的方向还是要用经济来判断。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就有政治体制的障碍。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大家说不够吃，而是说社会分配不公平。那怎么才能分配公平呢？执政党公正一点，官员廉洁一点，理论学好一点吗？不是的。如果所有利益主体不能参与到一个平台上，光靠少数人在那里分配，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社会也要民主。

　　经济也好，社会也好，乃至文化也好，都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这是一种大势所趋，各方面的诉求已经体现出来，再不进行政改，就落后于时代了。

　　下一步很重要的是要着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这就要让民众组织起来，如十六大报告所说，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这句话如果摆在一个平面，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如果放到历史进程中，它实际上是否定了过去的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主张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是非常重要的。

　　《同舟共进》：有学者提出要重建社会，引起很大关注。不久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也说过：“我们希望更早建立公民社会。”这是一种趋势吗？

　　王长江：搞了市场经济，最后肯定会朝公民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不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会激发社会活力，催生公民社会。政党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起连接作用。有地方领导提出建立公民社会，这是很好的，说明执政党的干部也开始接受这个观念。当然，要防止一种倾向，就是仍用老方式去“管理”社会，管理是一个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服务社会。

　　《同舟共进》：其实社会也在自我生长，很多事件表明民众的民主意识在增长，比如一些地方有民众联合要求罢免不称职的人大代表，但实行起来遇到了困难。

　　王长江：遇到困难，首先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发得不够。人大制度从原则上说是很好的制度，但现在一有人用，反倒觉得违反了什么做法，实际上违反的是习惯的思维定势。制度就应该创新、突破，不能把老百姓的行动和探索视为洪水猛兽。

　　其次是过去固定下来的一些做法，本身就违反了人大制度运行的基本道理。限制很多，结果就是代表们缺乏权力，老百姓的权利也难以行使。有人说我们要不要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我觉得没必要，只要按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逻辑规律重新梳理人大制度，让它良好地运行起来就足够了。我们有的时候是自缚手脚，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这种束缚就是过去的传统观念和既得利益。

　　一个体制如果能够设计出一系列的渠道，把信息都纳入进去，那体制就稳定；反之，如果大部分信息溢出体制之外，体制肯定是不稳定的。一个好的体制应该去容纳老百姓的需求，给他们足够的沟通渠道。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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