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另一个俄国1917

王开岭：另一个俄国1917

转自王开岭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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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语言被错误地引领

——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兼致另一个俄国革命

任何语言本身都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手持麦克风、掌握话语霸权、负责诠释一切并对事物粗暴命名的人。“杀人与否，关键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了可以杀人的地步”（伯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纳粹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的某些疯狂岁月，语言都曾被挟持到这样一个境地。

比如汉语中几个原本文静的字符，一经权力拇指的捏合——顷刻变得狞目厉色、惊天地泣鬼神了：“胡风分子”“黑五类”“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眨眼间，几十万、几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即卷入了狂飙浩劫。接踵而至的还有令人心惊肉跳又神圣无比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不打他他就不倒”“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掀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这些嗜血语汇的文化核心，正是原始的动物野蛮性和暴力崇拜。在其浸淫与诱导下，内心再温善荏弱之人，也会扮作金刚怒相、青面獠牙。

20世纪初的俄国，一旦“贫穷”被高音喇叭注解为“受剥削受虐害受掠夺的结果”（完全不考虑文化、技术、资本、智力、经营），那“富裕”——这个祥和之词，立马孽债累累了，纷至沓来的即深仇大恨和千夫所指。再者，若无产者一夜间被谄奉为“永远光荣的权威”，并被封授“怎么做都不过份”的权力——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有产者的命运又将如何？

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披露：“人们起劲地抢劫这些并不富裕的农庄，因为他们牢记这样一条厚颜无耻的说法：‘靠正派劳动是建不起大瓦房的’……于是，人们受到了上面极为英明的鼓励，而政权向城市向全世界提出了所谓社会完美建设的新口号：‘全到船头上去！’（据说是伏尔加河上强盗头子对手下的动员令），按现在说法就是：‘去抢那些抢来的东西！’”

怪哉，革命群众与劫匪竟操起了同一种逻辑、同一类话语——认定对方是强盗，便发誓要当更大的强盗！
语言招来了行动——早在行动上的暴力之前，语言上的暴力就已发生了。1918年前后，俄国大批的村落、城市店铺、仓储、私宅（凡被认定窝有“非法财物”之地）都招来了无产者的光顾。而在很多时间和地点，他们大肆洗劫的干脆就是自己的同类——只不过那人比他多个卢布、房顶多簇瓦片或墙上多扇窗户。

“打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好！”多激动人心的猥亵！魔鬼瓶一旦打开，底层压抑由久的妒火、醋意、阴暗心理和动物本能，如地穴岩浆全喷射了出来。哄抢、滥捕、纵焚、施虐、连诛、围观、幸灾乐祸……“人民委员们像任何一个政府那样毫不犹豫地枪毙、杀死、逮捕与它意见不同的人”“我们年轻而纯洁的翅膀上溅满了无辜的鲜血”（高尔基）。红色乌托邦——一种原本为美好愿望而设计的理想主义图纸，遭到始料不及的涂改，被暴力、私欲、酒瓶、脏话，被“革命激情之梅毒”和“齐咽喉深的鲜血与呕物”给污染了，被一双双贪婪、粗野、狡猾的手撕得粉碎。大量平民、富农、中产阶层、艺术家甚至学校师生，成了革命的祭品。“知识分子应统统抓起来”，因为他们被描绘成了“怠工分子”“不劳而获分子”“资产阶级走狗”。“士官生该枪毙”，因为在革命的原罪词典里，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儿女”。“良心死了，正义感被引到瓜分物质利益上去了”（高尔基）。后来的变化更令人吃惊：“无产阶级内部竟出现了新的资本家。”将领搬进了宫殿和庄园，享受起了早前贵族才有的“特供”和专项服务，而手下也有滋有味把玩起了各种战利品，消灭不平等的初衷竟演绎出了新一轮的不平等。

说到底，所谓革命，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和新编历史剧。

在对有产者逮捕和灭绝的同时，持枪者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那就是靠勤勉敬业和诚实劳动也能建起“大瓦房”！而这，不也正是新政权和未来改革者提倡的新生活吗？

高尔基不曾忘记，为《星火报》的出版，他多次向自己的富商朋友募捐，“我能叫出十几个可敬的‘资产者’的名字，他们都曾真诚地、不无冒险地帮助过革命”。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尼古拉施米特的事业》等作品中，高尔基动情地描述过这些富人的慷慨与英勇，他们不仅屡屡资助、收留、掩护革命领袖，出钱购买武器，有的还亲自参加战斗，甚至连遗产都捐给了布尔什维克……高尔基认为“这些事，列宁和其他老同志都应该非常清楚！”

但在无产阶级铁拳和“毫不徇私的纲领”面前，资产阶级的意外举动和小概率事件，并未赢得同情与欣赏，甚至被读解为阴险投机、另有图谋。

事实证明，若光凭阶级身世论和斗争学说，而放弃其他真相，那革命就会成为永远的目的而非手段，沦为政治的泄欲工具与群体间攻讦的借口，狂热即会冲垮理性，斗争则显得比任何诚实劳动更重要。

革命群众显然并不知该怎么做，只是被告知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其头脑既然空洞，就只好把捡到的东西塞进去，按代言人的解释和吩咐来行动（其生存时时处于“待命”“听命”“遵命”“认命”状态）。可冷峻的现实却抛出了一个令之尴尬的诘问：无产者甘愿永远无产下去吗？该领导阶级如何使用刚到手的权力而不再仅想着报复宿敌或研制新一轮等级？不，没有人肯当可怜的无产者，没有人甘作那种服务社会而少拿俸禄的“主人”（不管这类赤贫的职位被吹嘘得多么光荣）——除非他想做贵族式的公仆或腰缠万贯的丐帮！高尔基看透了这一点，他忿忿道：“如果工人说‘我是无产者’时用的是特权阶层说‘我是贵族’时那种令人讨厌的腔调，那就应无情地嘲笑这位工人！”（我想起了身边的“主仆”概念，二者在语言和实体上多么矛盾！）

是啊，如果这样，你与你所谓的敌人有何区别？革命前后的现实有何差异？原告和被告之间岂不铺上了红地毯？形形色色的拥抱和位置互换，难道不可疑吗？“当年我们不是抗议过这些做法吗？难道关于卑鄙过去的记忆，关于当年怎样在大街上成千上万射杀我们的记忆，刽子手致人死命时的平静也接种给了我们？”（高尔基）
这是时间重新告诉我们的另一个“1917—1918”。它与政治教科书（如《俄布党史简程》）和社会主义电影（如《列宁在1918》呈现的历史多么大相径庭。终于醒悟：任何革命都不是童话或传说中那种万能的“天设地造”“芝麻开门”的样子，它不是在烫金的理论橱窗和红色展厅里欣赏的那种轻松明快的叙事，也并非由真理的必然性、规律性所驱动并牢牢主宰着节奏与进程……事实上，它只有在民间档案里方显本色：偶然、仓促、混乱、盲目、投机、野蛮、动荡不安、千变万幻、无政府因素，令人咋舌的消耗与代价。

或许正因此，权力目标初步实现后，清醒的领袖才更应体谅社会之损坏、成本之巨大，更应惜怜这血迹斑斑的果实，而非狂热地扩大战果。应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破坏和暂停牺牲，而非继续沉溺于杀戮快感（比如“宜将剩勇追究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做法）。那只曾紧攥的搏命斗狠的拳头应尽快松开，释放里面的仇恨与戾气，进而学会友善，与尽可能多的人握手。

鲁迅说：“真正的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真正的革命应是讲求“生存率”的反抗，应是建立在文化与理性意义上的精神事件，是针对体制而非针对肉身的革命，更非革文明、革生存、革财富之命。

高尔基大声吁告：“亲爱的公民们，你们应把一颗理智的、健全的、天才的头颅安放在国家那宽阔的肩膀上！”
理性、宽容、温和、公允，高尔基倡导的正是这种人类主义的语言。正因为该语言尚不被熟知和普及，“所以，公民们，请开始学习并使用它们吧！”

从每天的说话开始。像用双手和筷子一样熟练地用它们。

1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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