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指出，风险转嫁主要体现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主体的风险转嫁，比如环境污染严重，转嫁给周边的居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又转嫁给政府。“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尽可能压缩成本，从企业利益来讲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没有一个边界。”

　　另外，行政主体的风险转嫁，比如下级政府的风险转嫁给上级政府，下级拼命借钱，最后还不了由上级承担；社会主体的风险转嫁，个人来讲都是权利越多越好，责任越少越好，比如个人不愿意承担责任，将风险转嫁政府，比如横蒙拐骗横行，结果导致大家都是深受其害；区域主体的风险转嫁，比如劳动力流入地享受了生产成果，但对农民工的养老和子女教育问题却转嫁给劳动流出地等。

　　“风险慢慢的累积。越来越扩大，变成公共风险。”刘尚希说，风险转嫁的机制，根本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同的发展方式”实际就是“风险分配的不同”。

　　造成“风险大锅饭”的原因，刘尚希认为是改革不对称所致，此前的改革注重激励，忽略了风险责任的分担和约束；注重分权和分利，忽略了公共责任。因此，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改革再改革，从强调自我利益的个体化改革，转向强调自我责任的公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