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体制外看公款消费

我是一个退休职工，我一些的观点被政府机关的干部说成体制外的观点，难道中国体制内和体制外在认识上有根本的差异吗？我想没有，但是确实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在看待一些问题的差异。于是我写了《站在体制外看乡村债务》、《站在体制外看民工子弟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两篇文章，这一篇算是第三篇了。

关于公款消费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体制内和体制外都认识到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于是在体制内就不断能见到一些规定，诸如禁酒令，限制公款吃喝的规定；对于公车改革有些地方也推出一些措施，把公车拍卖了，按照级别发车贴补助。禁令也好，改革公车也好，在体制外的人来看不会起多大作用，原因是产生巨额公款消费的根源没有解决。

《人民日报》8月15日记者曹树林写的报道：《“禁酒令”给信阳带来什么？》报道说：“信阳市委书记王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上半年，我们对整个信阳市的招待费开支做了统计，全市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招待费这项节约了30％多，仅酒一项开支，就节约了近4300万元，相当于一个小县的财政收入，用这些费用可以建一个工厂，建40到50所小学。’”

这个报道立即受到许多网友质疑，一些网友们是这样算账的，这30%是酒水，整个招待费是多少？即便是一年能节约了8600万元，酒水费也还要有2个亿。估计信阳市一年的招待费也不会低于5-6个亿，可是大家从信阳市的统计报表上看到2006年的全市财政收入只有16.3亿元。可以想象这个城市的招待费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这个数字更是触目惊心的。毋庸置疑，信阳市政府心里也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才下决心搞了禁酒令，成绩也不算小，但是招待费一项的财政支出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有一些干部形容说：“接待也是生产力！”说这个话绝不是空穴来风，也有一些道理；还有干部说：“吃吃喝喝也拉动消费！不然又要有多少人下岗？”这个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一个县长要到一个镇去看看，这件事情很正常。县长去了不能不招待，家常便饭是绝对不行，推杯换盏，交流感情这是个绝好的机会，纳税人的钱就这么被花掉的。一级一级几乎都是这样，说穿了就是“官本位”惹的祸。

一个贫困县开政协会要给政协委员发大中华烟，而且有正式的财政批准文件，该县农民年均收入才达到1000元左右，但该县政协开一次会就“抽”掉6万元财政拨款。这个县政协主席说：“河曲县现在已经有这个能力了。现在全国县级政协开会，就我们县抽得起中华烟。”如果公款消费成了一种待遇，那么享受待遇是一定要按级别的。

现在名酒、名烟的价格非常昂贵，都是市场需求驱动的，公款消费是一个主要原因，其中包括送礼，这个市场确实不小。有人这么说名酒：“买的不喝，喝的不买”；说名烟是：“买的不抽，抽得不买”。许多人认为一瓶酒，一包烟小意思，算不上行贿，更算不上腐败——这几乎是大多数干部的看法。不过我敢打赌，体制外的人就不这么看，不信可以调查一下，绝大多数人会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种腐败。这就是体制内外的认识差距。

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多了，可是要办的事情也就更多，老百姓希望政府办的事情更多，可是这钱从哪里来？如果财政要担负这么一个庞大的吃喝支出，这个财政是很有问题的。有人说这是“亚腐败”，但这种腐败绝不能小看，有许多腐败的大问题也都是从吃吃喝喝开始的。让我说压根就没有什么“亚腐败”，吃吃喝喝的就是腐败，这无须辩白。

“官本位”需要显示自己的地位，公车就是显示这种地位的标志。国外汽车行业进军中国汽车市场的时候瞄准的就是中国的公车市场。日本夏利是一种小排量汽车，它在中国的市场最后败给德国、美国的根本原因就是公车显示的是身份，是以排气量为标志的。聪明的日本人显然没有看透中国的这种形势。

作为公车如果是一种职务需要，无可厚非，任何一个国家也会有公车，现在中国是公车泛滥。我举一个例子：江苏省铜山县县级机关原来在徐州市内，后来搬到三堡镇的新区，每天一大早上班的公车浩浩荡荡，铜山县一个副科级干部都要配专用公车，普通工作人员也有面包车接送，你说一个铜山县的县政府有多少公车？

2005年《中国经济时报》说全国公车消费每年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据中国媒体统计，在职务消费中，车辆消费占单位行政经费的90%左右，并占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关键的问题是公车的消费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属于为公所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还有三分之一是司机私用。因此说公车泛滥是一种腐败并不为过。体制内也不断提出公车改革的办法，不过给人们的印象是：公车的改革缺少公信力！

为什么这么说，公车改革给干部发车贴，体制外的人一看就明白，这比公车泛滥还成问题，补贴发出去很可能就是白发了，因为公车还是不一定就会减少；一些地方把公车给拍卖了，在体制外的人看来这也不过是一个过场，今年能卖出去，明天就能买回来，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公费消费的第三块是出国考察，我认为中外交流是需要的。一些干部出国考察也是需要的，但是泛滥了，把这种考察和地位待遇进行等价，实际上也形成一种腐败。我曾经听说过一个省的大学校长出国考察的事情，大学校长出国考察无可非议，但是省教育厅组织的是从校长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出国考察，你说这种考察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在《站在体制外看乡村债务》、《站在体制外看民工子弟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两篇文章中讲到的是一种地方利益驱动，那么公费消费的驱动是“官本位”。一些干部也在寻求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有自己私生活的利益，有地位的显赫，还有寻求更多的仕途私利，因此就必定存在腐败。

酒杯一端，许多问题解决了，有许多问题不是解决的公家的事情，而是个人仕途私利。

是不是这种问题就无法解决？我个人看有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彻底解决。就是我们的干部究竟是在为谁谋利益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大概巨额公费消费的难题也无法解决。

昨天胡锦涛带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媒体亮相的时候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定自觉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决做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努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我在听这段话的时候，特别注意“坚决做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这一段，这也算是就职宣誓吧，可以断言如果全国的干部绝大部分都能做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彻底解决公款消费的浪费问题也就有了希望。

还有一点，就是这几年中我一直提到的人大对政府财政的监督，现在各地提交给人大讨论的财政预决算报告如果把公款消费列入，并且由审计部门核准，让人民代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办法还是有的。因为面对巨额的公费消费如果人大要通不过，社会舆论要通不过，政府一定会被迫紧缩这种支出。关键是现在财政并不很透明，因此很多问题也很难监督到位。

组织部门也需要配套措施，干部的终身制是需要改革了。这次“十七大”对中央委员都实行“任期制”，干部聘用制度也要实行“任期制”，而且要把干部是不是“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作为一个重要条件去考察。

公费消费在体制内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难以解决，在体制外看来大概就是这些原因，这些问题解决了，公费消费自然会减少，减少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钱未来百姓办更多的实事。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