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老师这本《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对我来说，最大的启发是，它有一种理论上的美感。七种路径和五种模式，根据我的阅读，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第二位学者对于转型提出来如此简明、清晰而且深刻，符合中国实践的理论抽象。这一点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山西的农民非常喜欢李凡老师的书，不断地找邓太清先生要。
我看了这本书，很大的启发是，李凡老师的书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深厚的美国教育背景，简明而深刻，不像某些中国学者不懂装懂，胡乱提出概念来糊弄大众。李凡老师的书即简洁又深刻，体现了精深的抽象力。第二个是非常深刻的现实感。我们能感受到写作者多活生生的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和保留。中国很多专家学者，你不能和他们讨论现实问题，他们对现实基本上是一无所知。一个常见的谬论是，甚至在公共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认为中国实现民主遥遥无期，在30年、50年之内看不到。这种未经思考的谬论表明了两点，第一，他缺少起码的现实感；第二，他缺少理论抽象的能力。受这种谬论影响的人不在少数。因着这样的缘故，这本书直接启发了我自己对中国民主化转型模式的思考。今天的发言是以李凡老师的著作为基础。这本书的内容前面两位发言已经做了介绍，大家回去可以仔细研读。我的努力是在李凡老师的基础之上做一些深化。我的深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中国民主转型对五种模式的探讨，我的结论是，只有维权模式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主导模式。第二个部分是对中国民主化战略所作的一个全局分析，分为三个部分。这里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是从2009年中旬开始，中国社会转型出现三大趋势。第一是体制化趋势；第二是大规模街头化趋势。我们从南康的万人事件到西宁的五千出租司机罢工，还有河南的三千民办教师上访问，可以看出来。这里非常生动地贯穿了万人定律，低于一万人的西宁出租司机事件，现在开始抓黑手；三千人的民办教师事件，现在就直接抓了三百人。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出来。第三是政党化趋势。这是三大趋势。
第二点是，中国维权运动正从经济性、局部性、地方性向政治性、全局性、全国性演变。这一点可以从邓玉娇事件、杭州飚车案还有很多其他个案中看出来。
第三点，是探讨和平转型的战略条件。这里我自以为创新的一点是，学习一个战略学家钮先钟先生，在对日本无条件投降事件中，运用易毁性理论来研究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策，通过学习来探讨中国和平转型的战略条件。
李凡教授在他的书里，提出了中国民主转型的五种模式。我逐个探讨。第一种是法治优先模式，第二种是党内民主模式，第三种是平衡发展模式，第四种是自然演进模式，第五种是维权模式。
1）法治优先模式。
这种模式在1990年代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法学家季卫东先生。季卫东先生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从法治到民主》，讲得非常清楚，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从法治到民主。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学界占主流。最近两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法学家论坛，季卫东先生写了一篇非常含蓄的文章，表达了中国法学界主流，对于07年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上台后，中共在司法改革领域倒行逆施所带来的法治大倒退的不满。据我所知，中国的法院、检察院和法学界对于法治优先模式非常悲观。这种不满和抵制是非常普遍的，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除了首席大法官，包括庭长、副庭长层次，普遍表达了不满。对于中共而言，最大的错误莫过于把从1995年以来中国的法治进程打断。而这种打断后对法治的放弃是很多人还没有领悟的。法学界很多人误以为，中断了还可以再来。这样的想法是这样幼稚的。因为预期一旦改变后就很难再重新找回。人的一个特点是，在这种多变的社会里，有一种蝴蝶效应。一旦预期被打断后，律师直接的反应不是等待下一个十年之后我再干，人的生命是有限度。北京律师，从高智晟到李劲松到现在的二十多位律师下岗后，普遍的反应不是忍气吞声，而是抗争。一旦落空就会产生抗争。法治优先模式不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主导模式。根源我已讲过了，从自我撤离到自我抗拒。为什么会出现司法改革的司法大倒退呢？我已经讲过，社会从中心层到边缘层，到十七大前后，变革已经进入核心层。它要抗拒核心层，不愿退出的话，自然会采取自我抗拒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之下，法治优先模式可以排除。
2）党内民主模式。
党内民主模式讨论很简单，一言可以带过。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在它下台之前，也没有搞成党内民主，更不用说中共了。因为现在看得很清楚，不需要讨论。法治有限模式有很大的生命力，从1995年直到2007年，这十几年的努力是认真的，是负责任的。尤其是立法领域内的成绩，象民商法领域、行政法领域的进步，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但现在来说，法治进程被打断了。所以党内民主不需要讨论。
3）自然演进模式。
现在很多人对所谓的自然演进模式这一未经审视的命题如此津津乐道，恕我做一点尖刻的批评，充分说明了中国人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抽象能力的极度低下，这种低下体现在许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里谬论流传。为什么这样说呢？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提出“至少要等30至50年，中国才能实现民主化”的观点就是基于自然演进模式。这种模式假设民主化需要一系列理想条件，只有满足了，民主才能实现。而人的任何有效的努力都不会影响这种秩序的生成；换句话说，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不会产生有效的结果，就会产生30-50年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200年转型过程中，中国原来的原生态文明在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60多年的改造之后，发生的改变是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实际上，中国的政治从来都没有遵循自然演进的模式，未来也不会是自然演进模式。因为这个缘故，自然演进模式也可以排除。
4）平衡发展模式。
李凡老师非常善良，提出一个“平衡发展模式”。据我所知，这是李凡老师的专利。这是什么涵义呢？就是说，既搞体制外，又搞体制内。李凡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形势的发展还比较慢，他对维权模式信心还不足，认为维权是一种激进模式。公民社会建设要和党内民主、地方政府治理齐头并进，这样来实现平衡发展模式。我认为，从现实情况看，平衡发展模式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官进民退”，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体现为一种压力式的，而不是统治良心式的特征。台湾民主化的转型中，很重要的经验是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的对比的衡量。在这种类理性选择的衡量下，我认为中国未来不会走出平衡发展模式。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变革的动力在触及到核心层，党政军领袖时，保守心态日趋严重。出于核心层利益的捍卫而产生的自我抗拒决定了平衡发展模式是不可能的，平衡发展模式是李凡老师的良好愿望。
5）维权模式。
维权模式是过去几年，最主要是2000年以来逐渐成熟的。个体维权运动追溯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现在维权运动日趋壮大，很多人在寻找很多资源，比如说天安门母亲两个宣言都是维权运动的资源。1990年代，维权运动积累有三个主要资源。一个是刘军宁先生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第二个是执政党的依法治国理论；第三个是公民社会理论。这三种理论在90年代为维权运动提供了重要资源。但它真正的兴起，从理论走向实践，是从2000年后以互联网兴起为重要特征。维权模式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几个核心特征。
维权运动可以做这样一个理解，以维权推动民主化。在2003年前后，本人就已经提出了维权是民主转型的核心模式，主要在于以维权推动民主化。维权模式是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核心模式。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战略积累期；第二个是战略博弈期；第三个是战略转型期。
奥运之前，基本是战略积累期；奥运之后到现在，以毒奶事件为标志，山西溃坝事件，是战略博弈期，这是非常清楚的，特征非常明显；战略博弈期过去后，最后会进入战略转型期。这就涉及到民主化理论的理解。西方民主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理论值得我们借鉴。它把民主的过程分为四个时期，就是解体期、转型期、巩固期和成熟期。
按照解体期来理解，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时期呢？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使党国体制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解体。毛泽东的去世，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体。党国体制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已经实现了解体。目前已进入它的核心结构的最后解体期。正因为这个原因，李凡教授和刘军宁先生不约而同地对党国体制统治执政党最长期限作出了共同的分析，共同认为最长是70年左右，认为在2019年前后中国可以实现民主化。这是两位严肃的政治学学者所做的分析。为什么呢？各国的经验表明，单一的政党，很少有超过70年的执政历史。所以说，70年统治周期是一个重要的思维逻辑。在这之后，是中国民主的转型期。此后，中国民主政体进入巩固期和成熟期。后两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中国民主政体的转型期。
第二个，维权模式可以有几个名称。比如说，我讲过维权运动与宪政转型的中道模式。维权模式、中道模式、互动模式可以互换。这好比说，一个人的词汇量要大，一个人需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有不同的用处的道理。维权模式、中道模式、互动模式各有不同的用处。
用互动模式来讨论，它的特点在于，是对中国历史上和深受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三种模式的整合。
第一种是所谓的从杨佳到邓玉娇的暴力模式。王斌余杀人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认为这可能成为一种模式；到杨佳呢，已经激起了中国人非常大的同情；再到邓玉娇案件呢，这是一个理想型。有一篇文章写得很深刻，说有两个邓玉娇。如果看邓玉娇本人，看她爷爷，看她妈妈，会让人很失望；作为理想型的邓玉娇，是中国网民，是中国社会建构出来的邓玉娇。这个建构出来的邓玉娇完全不同于原来实际上那个邓玉娇，原来那个邓玉娇弱点多得很。
暴力模式经过不断提炼，从王斌宇到杨佳、到邓玉娇，暴力因素经过不断的提存，发展出来一个对中国历史上侠义道精神的回复和弘扬的正当防卫模式。秋风先生很敏锐，提出一个词，叫“烈女”；还有人提出“侠女邓玉娇”。我认为侠女更恰当。侠义道是中国传统中游侠精神的恢复。中国传统王朝的革命有两种，一种是暴力革命，一种是汤武革命。邓玉娇事件是对传统的汤武革命的转换，这一点是要进一步自觉深入阐发的。
这个民主理论讲到的第二个模式是颜色革命，苏东模式是颜色革命。江平先生提到过，前几年对于NGO大规模的打压。什么是颜色革命，党国高层给出了一个精辟的定义，颜色革命就是外国的钱加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活动人士。知识分子是活动人士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分子提供颜色革命的理念，革命才能搞起来。所以当时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是控制NGO，控制它的钱，让它大规模解散；另一个就是控制知识分子。
第三个是台湾模式。我认为台湾模式是互动模式的精髓。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要向台湾学习，这是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又一个重要贡献。其他贡献我们这里不探讨。这是互动模式。台湾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即台独是同一个源头。正因为这个原因，台湾民主化搞成后就会出现台独问题。
第三个特征呢，单一民主制会导致国家分裂。在这一点上，维权模式和台湾模式、苏东模式有根本区别。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民进党能搞成，重要的一点是，利用台独来拉动民主化。苏联呢，它的特点是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呼求相互强化。
而大陆呢，我认为维权模式是一种整合型的合力型。这种整合型的合力型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关键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实际上，我们注意到李凡教授的这本书——《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七种路径和五种模式，我的抽象就是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关系。平衡发展关键的一点就是关注体制内和体制外，既有对抗、又有合作。有合作是好的，完全对抗是不好的。这个思路我是完全赞同的。维权模式的特点就在于整合型的合力型。我们从三种理论就能看出来。一种是对抗性，公民社会的理论，国家和社会的零和游戏；一种是经典的互动主义，这里有建构性；还有是执政党的依法治国的理论。这个成为维权运动的来源，其本身就说明了维权运动是整合型的合力型、而非分离型。
以这种整合性的合力性为特征，维权运动带来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的中道解决。官民矛盾不是简单的讲民粹，老百姓就是对，政府一定不对。它是一个中道性的化解。再如中国和世界、大陆和台湾、左和右，我讲过有12大关系。这一些列关系都是中道的解决，而不是对抗式的分离型。
我们来看大陆维权运动动员的方式。台湾民进党的资源的积累主要是通过两个路径。一个是地方选举，一个是办杂志，设编辑部，最后形成了它编联会和公政会的两大体系。对于大陆而言，民主化战略积累主要是通过两个路径。一个路径是家庭教会的整合和动员。就如李凡教授所讲的那样，原来以为中国的民间社会很小，突然发现家庭教会就占了二分之一以上。很显然，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后极权体制中，家庭教会的整合和动员是一个社会动员。另外一个呢，过去维权运动中的各子系统：政法系、互联网及草根维权这样的社会整合。所以大陆实现民主战略资源积累是两个整合，一个是过去30年以来的家庭教会的整合；一个是过去10年来的维权运动的社会整合。大陆的这两个路径完全不同于台湾的选举路径和编年会的文化人路径。民进党采取的法律人和文化人并进的路径完全不适合大陆。大陆的特点是什么呢？大陆是教会整合和政法系整合的路径。从对这三个特点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维权运动的核心层结构特征。
结合以上对民主转型四种模式的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维权模式是最适合的模式。现在来讨论一下民主化过程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体制化、大规模街头化、和政党化。从各个角度看，这三个趋势度是很清晰的。还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分析，维权运动进入“四化”，所谓政治化、组织化、街头化和规模化。当时高律师把这四化写成文章发表出去，给他自己造成很大的麻烦。三年之后，我得出三化的分析，基本上是描述和解释，而不是规范。不是说我希望如此，而是说透过现实，这些是能很清楚地被看出来的。
我这里重点解释体制化，政党化不用多说。台湾在1983年到1990年的自力救济运动就是民进党组党之前的社会运动。台湾的自力救济运动是一种准政党政治，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2004年就提到，大陆的维权运动是一种准政党政治，搞久了，必然走向政党政治，这是毫无疑问的。到了2009年，可以鲜明地提出这个看法。已经有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比如说，郭泉在这里面的努力。不过他这还只是局部的、个体性的努力。我认为，今后几年会有大规模的政党化努力，这是一个趋势。
今天我讲的重点不是体制化，但要提出来体制化是什么意思。维权运动的三个特征跟政体问题有很大关系。中国将来的民主政体是一种公民政体，在这之前，我提出了公民体制作为承担中国迈向公民政体的过渡体制。
公民体制可以分为两块：社会七板块和政体五系统。
社会七板块呢，我讲过多次，归纳就是互联网和媒体、政法系、家庭教会、民间外交、草根维权、自由主义理论和民间财经。而政体五系统呢？对党国体制党政军、主义、领袖这个五行化子系统的转化，它需要理论、人事、组织、政治和经济五个子系统。这是中国公民体制的五个子系统。
现在要来分析，为什么到了邓玉娇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已经使得现在的政府难以打压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公民体制的社会七板块和政体五系统使得社会有了很强的自我救援能力。从今年的草泥马反击战和绿坝反击战两战皆胜中，就能看出这一点来。在邓玉娇案件中，草根维权正在从边缘朝向中原挺进，维权运动经略中原的目标正在逐渐实现。无论是从地域整合，还是从街头整合、系统整合上来讲，中原正在失守。湖北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邓玉娇事件发生在湖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从外表上看，它是一个个案。但实际上呢，它有非常强大全局性意义。
目前有两个模式正在成熟。一个是和谐稳定模式，一个是互动模式。这两个模式成熟意味着什么呢？和谐稳定模式胜过民间力量，就是紧急状态转向权贵资本主义。如果互动模式胜过和谐稳定模式中的残酷性部分，它就使和谐稳定模式从属于互动模式，成为互动模式的一个补充。这就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在规模化、体制化之后，能走出一条类似于台湾的和平转型的路径。
第二个问题呢，维权运动从经济性、局部性、地方性向政治性、全局性和全国性转变。
谢岳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中。这本书中强调，社会运动要影响民主化进程，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三个特征的转变，即政治性、全局性和全国性。我们看到，2009年以来，这三性都已基本实现了。
下面讨论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和解智库寻求和谐的努力不断受到激烈的批评。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理论上缺乏深厚的论证，让很多人看了后觉得和解是不可能，和解理念很荒唐。我运用了一个比较彻底的理论，运用战略学家用来分析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性投降的易毁性理论来分析中国民主化和平转型的战略条件。
当时日本具有很强大的实力。关东军有上百万人，盟军根本没有攻入它的本土；在大陆占领区，它还有很强劲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天皇作出无条件的决策，这让人很惊讶。对这个决策过程的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来看当时的决策机制。日本的核心问题是三个问题：一个是资源问题，第二是军队，第三是平民。就当时而言，这三个问题会影响日本的决策。而日本的三重决策机制分别是天皇、军人和文人。
用易毁性来讨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讨论当时在这三块日本所感受到的威胁以及盟军对它各种打击策略的有效性，比如说资源和原子弹轰炸等等。原子弹轰炸对军人和文人基本没有影响，它主要是对天皇有影响，因为天皇顾惜到平民的生命。对日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资源和军队。影响日本军队同意无条件投降的是，由于苏联进入东北后、关东军的迅速溃败。
这样一个易毁性理论的复杂分析范式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和平转型的战略是非常有价值的。套用这个理论，中国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和资源；第二个是军警问题；第三个是民心问题。这三方面可以类比日本无条件投降决策中的资源、军队和平民三个机制。对于未来中国的和平转型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民心，而是经济和军警两个问题。我们来讨论危机程度的低、中、高。维权运动的核心理论是资源的动员和整合理论。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经济和整体资源危机的评级可以评为中；军警镇压的有效性可以评为中，也就是说，一些有效，一些没有效。民心丧失的程度可以评价为高。决策三个集团可以分为三派：强硬派、投机派和温和派。
从这个角度看，邓玉娇案件中，决策机制基本上遵循了易毁性逻辑。一开始残酷、动用地方暴力；转到后来的无条件退让，一步到位，不再有以前的中间过渡。这里就体现出了和谐稳定和互动模式的成熟。我认为今天所提出来的分析框架是非常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