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正当性定义权”，只能是赢得终局的胜利者而非主义之争

　　经验表明，国家意志体现在政治效能和遇事敢作敢为的预见性和决断力，它与法律不同，前者系于少数人的历史与现实担纲，必须有前瞻性运筹规划，因而具有平庸者不可企及的卓越感和魅惑性；后者基于社会习惯，目的在于避免社会败坏，为公序良俗和体制稳定兜底。据说，西方律师常以寻找法律漏洞为当事者开罪，并以此本事，中国有人跟着学，但却常弄成“南橘北枳”，难怪法学家冯象不胜感慨：中国人文传统认为，讼师乃“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在官方和民间都不受待见，以为“无讼”才是风清气正的好社会。

　　就此立论，举凡有效的政策和策略总是拒绝讨价还价，拒绝公事公议，观念上尽可名之曰“替天行道”，或系于“民主议决”而在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在学理上写出好听好看的夕法词汇。但其内在的驱动机理却是寄望于谁有担当，谁有能耐，认定政治乃是卓尔不群的风险创业，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反之，法律则不一样，其功能系于社会事务，立足于大众经验和社会风气，与凡夫俗子的日常生计息息相关，故必然平庸、拖沓而更像是“事后诸葛亮”，既允许凌空蹈虚玩高大上，也不可脱离群众搞“自由主义”。

　　两者看似都讲文明而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但前者基于能解决问题，消弭矛盾并确保共同体均势和稳定。故一般很少尊重“公意”而是专属少数“聪明”人的专利；后者则是兜底，是避免问题失控的技术装备。

　　所以，凡是能敞开谈论的政治功课，都是权衡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学者孔飞力有个说法，凡是可以公开讨论的都不重要，反之亦然。专制如此，民主亦然，所谓公权付诸公议一向都是花招，都是“自命不凡”者的文学想象而无事实证成，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综观国家能力，社会结构及其观念形态的演变史，落败者的出局，或胜利者的风光。表面看，似乎都与时代运数，或当事者的能耐和对时势的判断力有关，但经验和事实都表明，任何重大的历史因缘际会，都是不断穿越时空，逐渐展开的社会事业，其成败除了政治家个人的德行、操守，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高尚的理想之外，艰苦朴素，与人民同心同德，肯定比的“顶层设计”更有效，也更得人心。

　　对于那些被淘汰出局而未得善果者，后人或可通过“文学疗伤”给予充分理解和同情，也可以基于“为逝者讳”，让当事人享有道德豁免权。但历史哲学，政治正当性及其“观念系统”的定义权，却只能，也只能是熬过挫败而赢得终局的胜利者，易曰：否极才有泰来，尼采也说过类似的话，重要的不在于是谁，也无关乎遵循了真理，而是你不得不服气的“谬误”。

　　或许，自我反省有助于个人良心发现，文化批判也可以规劝“散户”弃恶从善，向往做个体面的好人。但作为共同体的国家、阶级、族群等，则很少基于人性的高下而承认历史罪错，也不会纠缠于舆论场的“诛心之论”而反躬自省。即便有此先例，也只能是迫于时势的策略性表态和观念修辞，（如，轮台罪己诏，欧洲白人对贩奴和印第安人的忏悔），当事者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谁也不在乎民间物议，吵吵嚷嚷。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