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治理网!微信公众号:治理中国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解体下的国际大势

时间:2020-11-11 21:08:54编辑:wen


  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契约的解体,和企图恢复或重建社会契约的种种力量之间的争斗,是近些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和发达国家内部动荡的主要根源。

  逆全球化发源于西方,早期自发的民间运动是各种诉求的大杂烩——人权、环境、劳工、民族、宗教、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等;近年来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为标志,上升到国家层面;冠状病毒疫情又为其添了一层国家安全的理由。

  西方自由主义发源于古希腊罗马,再生于启蒙运动。它经过工业革命、殖民扩张,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而逐步成型。它的理念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民权运动、福利国家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契约。二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为西方国家所普遍采用,并在冷战后上升成为世界主流。一时间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共和为支柱的政治制度,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美结合,被视为历史的终点,成了新的政治正确的标杆。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有过黄金时代。在和平、稳定、繁荣和社会共识的条件下,它的各种理想和价值观都能发挥得很好,软硬实力俱佳。但近些年来,它在三种力量的冲击下,正逐步解体:个人主义泛滥、身份政治猖獗、资本跨国流动的冲击。

  整个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展开的。政府的合法性出自人民自愿让渡,以换取政府的保护和服务。因此,政府必须是民选的和有限的。自由主义也讲个人的责任、义务和担当。肯尼迪总统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也是名言。

  但自由主义从出生那天起,就主要是为资本服务的。其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因为有整套的制度和文化的支撑,远远压过了这些与之平衡的观念,使它们难以发挥作用,甚至被扭曲。例如穷人被认为是努力不够,无家可归者遭人白眼,精神病患者被放逐街头。对同胞的义务和关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在为利益的拼搏下变得淡薄甚至被淡忘。

  在美国,法治成为律师逐利的天堂和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战场,医疗卫生的产业化,将大批穷人甚至中产家庭排除在外。

  个人权利至上在冠病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是西方国家疫情久久得不到控制的主要原因。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限制集体活动、社区隔离、封城和关闭企业、学校等等,都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抵触。

  在“不自由,毋宁死”的信条之下,民选政府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像特朗普那样公开支持对抗行为,西方引以为傲的法治也就不灵了。但在疫情下,这种个人自由很明显是建立在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上的。在可预见的将来,类似的情况还会不断挑战自由主义的底线。

  在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喧嚣下,身份政治方兴未艾。各种理由的政治诉求层出不穷,不依不饶,死缠烂打。自由主义将经济学上“人人为己,大家获利”的理论,运用到政治领域,鼓励个人和小团体追求自我利益,以为这样就可以赢得大同。全球化下产生的移民和难民流,加大了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政治正确使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成了许多国家的国策。

  但多元文化主义没有产生所期待的大熔炉(melting pot)效果。相反,以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党派、社会地位、阶级背景、移民地域、性取向、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为基础的身份政治,正在撕裂社会,破坏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毒化民主政治的气氛,使民主政治从互让协调的过程,退变成为反对而反对、为破坏而破坏、为胜选而胜选的专业化操作,使社会共识破灭,使道德底线失守,为极端主义创造了机会。

  西方国家暴恐袭击连绵不断。日前在法国发生的当街斩首事件,凸显了自由主义在应对新形势时的苍白无力,无情地嘲笑了它们移民政策上政治正确的迂腐,也将进一步激发右翼极端势力的反弹。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使许多人生活在同类人群的封闭圈子里,极少与不同类型的人们交流。人们变得更加自以为是,更不愿意妥协,更容易产生极端化倾向。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解体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的退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想达到财富比较合理、人性化的分配,就必须在资本、社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契约,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要求国家和社会在二、三次分配中驾驭资本。全球化从三边合作中抽走了资本,或者资本将民主政治的一人一票变成一元一票,其结果都是资本摆脱国家和社会的约束。

  全球化下的资本成了游走在各国之间、国际化了的玩家。同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预想相反,各国工人阶级为工作岗位相互激烈竞争,而各国资本家却形成了国际化了的精英联盟。从根本上讲,自由主义只对这些精英有效,对广大民众则往往是空头支票。

  全球化是资本的盛宴。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是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未开发的市场;二是逃避本国高税收以及法律、政策,以及劳动、环境、卫生、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高标准所带来的高成本。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而劳工却不能,对资本有利的事情往往对劳工不利或者有损,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不等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资本逃掉的税,是本国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国防、社会保险等的重要资金来源;它摆脱的高标准也恰恰是本国老百姓较高生活质量的原由。最具毁灭性的是工作岗位的流失——一个工作岗位就解决了一个家庭几乎所有的问题,远比政府所能够提供的福利和保险全面。

  发达国家的民众之所以对全球化发难,除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外,还因为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拥有发声和抗议行动的自由。但由于民主政治常常被资本所操控,这种抗议就不得不以民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特朗普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运动,其实质都是要重建社会契约,迫使政府政策从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化,转移到以本国民生为中心的道路上来。

  回归民族国家是修复社会契约的前提。在可见的将来,国防、公安和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救灾和应急管理、扶贫和伤残人员的救助、失业保险和就业培训等等,都必须依赖民族国家或更小的单位来统筹。跨国或超国家的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或其他区域组织,相比之下远不能胜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困局的根源之一,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抗议运动的挑战。相反,多数抗议运动仍然打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自由主义旗号,抗议的是这些价值没能真正实现,要求恢复或重建以它们为基础的社会契约。政治正确限制了西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前途取决于资本和民众的较量,看谁能够在争夺政府和公共政策上占上风。总的来看,资本在全球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民众在国内却很少有退路。这个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各种力量正在较量,以求达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美、英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都是如此。这将从各方面限制全球化的空间和实现形式。中国双循环的发展战略,是对这个大势的本能反应。自由主义的贫乏和内卷化,也给了中国一个发展更优越的社会契约的机会。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