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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已死,未来之路在于“进步资本主义”

时间:2020-08-03 15:45:25 作者:admin来源:中国治理网阅读: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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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大流行病席卷全球,表面上考验的是各国的卫生体系和应急能力,但实际比拼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截止目前,美国依然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感染病例超434万,死亡病例近15万,二者全球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百万级确诊、十多万人丧命,美国悲剧何以至此?

  什么是美国真相?回望美国在过去四十年经济的发展脉络,在波澜壮阔的海面之下,早已礁石密布,暗流涌动。新冠失控不过是危机的冰山一角。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最近出版的《美国真相》一书,透过经济学视角的洞察,深刻揭示了美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为解码美国当前面临的经济、政治危机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2000年以来,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美国似乎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自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美国富人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从未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据如此高的比例。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其严峻形势更是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

  在进入克林顿政府的25年,斯蒂格利茨担忧也与日俱增,他开始反思:美国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美国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美国人到底能做些什么来扭转乾坤?

  美国社会乱象的根源

  我们的个人财富究竟源于何处?很多人对此还有困惑。这本书的首要目标是加深人们一些问题的理解,即国家财富真正由来,以及在加强经济的同时,国家要如何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得到公平分配。

  斯蒂格利茨认为,从亚当·斯密以来250年资本主义经济史证明,经济发展源于持续的财富创造。“创造财富”不等于“榨取财富”——后者指通过某种剥削形式从他人手中夺取财富的过程,而前者才是一国致富的真正动力,即人民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以及两者之间高效的相互促进作用。过去的经验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美国这种“金钱至上”的政治体制。

  不幸的是,很多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其大部分财富都来自于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或者干脆称之为剥削。其方式包括:市场的垄断、对人性弱点的利用。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美国会有今天的处境并不太让人意外,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失败。简言之,建立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之上的 “新自由主义”,正是今日美国悲剧的始作俑者。

  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中产阶级正在走向消亡,社会不平等加剧,“美国梦”变得越来越遥远。由于新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美国没能处理好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型,没能驯化和统筹金融领域,也没能妥善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响。基础设施投入被大幅削减,国家动员力被大幅削弱。只要一场大规模的灾难,就能让一切浮出水面。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目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凸显出来,疫情并非对每个人平等,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那些收入最低的群体不仅是收入方面遭受不平等,在健康方面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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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7日,一名男子躺在旧金山附近一处观景台上。

  未来之路是“进步资本主义”

  虽然美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很严峻,未来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比如人工智能、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都有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但斯蒂格利茨不想把绝望的情绪留给读者,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他提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政策和措施。

  对于美国未来的道路,斯蒂格利茨提出并论证的是进步资本主义(progressive capitalism),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所称的社会民主制,在面对过去四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时,进步资本主义可以做得更好。

  美国过去一直沿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前行,还有所谓的涓滴经济学等一系列理念都认为市场自身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一直在做这项实验,现在我们应该承认:实验失败了。“我们要始终记得多让市场去发挥作用,以市场为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有局限性。当市场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时,政府就有义务干预。”

  斯蒂格利茨在书中写道,美国未来除了继续这个失败的实验,其实还有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更符合经济学在过去40年中的积累。他相信这条道路可以让人民共享繁荣,因为它不靠不平等的二次分配或剥削,而是基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与协同。

  这些“处方”,作者主要是开给美国的,但有些是通用性的,尤其是市场经济国家。在书中,斯蒂格利茨明言:“我主要思考的是美国,希望对别的国家也能有所借鉴。”显然,但对于《美国真相》中暴露出的美国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国有必要引以为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以下是《中国慈善家》杂志独家专访斯蒂格利茨教授全文:

  中国慈善家:在新书发布会上,您和林毅夫教授都谈到新自由主义,是造成今天很多国家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请问新自由主义和新冠疫情灾难之间是否也存在关系?

  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导致许多国家无法对新冠疫情做出充分反应,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四十年来一直贬低政府的作用,意味着政府缺乏迅速有效的反应能力。在此类紧急情况下,我们总是求助于政府。奥巴马总统认识到大流行病带来的威胁的严重性,已经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设立了白宫流行病预防办公室。特朗普解散了该办公室,撤回拨给负责应对传染病的政府机构(CDC)的资金,并耗尽了为应对此类紧急情况而建立的医疗用品库存。

  其次,私营部门也无力应对当前的紧急情况,无法及时生产供应充足的简单产品(例如口罩和防护装备),更不用说检测设备和呼吸机等更复杂的产品了。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短期主义,即降低今天的成本,而不考虑未来的成本和风险。汽车制造不带备用轮胎,这隐喻了缺乏弹性的经济体系。全球供应链构建不够多样化,同样导致缺乏弹性。四十年来,取消监管体系也意味着,私营部门充斥着不诚实和剥削:没有人能相信私人实验室的测试,私营部门中的公司对生产缺陷的测试没有悔意,政府没有能力及时地做这些测试。

  中国慈善家:您在书中论述了美国惊人的贫富差距,但是超级富豪常常也是慈善排行榜上的明星。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慈善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斯蒂格利茨:慈善事业不能代替运作良好的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工人获得满意的工资,并且不受公司权力的剥削。这是阿南德·格里哈拉达斯(Anand Giridharadas)在2018年出版的《赢家通吃:改变世界的精英游戏》(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中强调的观点,我在2018年8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对此发表过评论。

  最终,慈善机构可能摆脱了剥削性资本主义最艰难的一面,但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依然存在。 即使这些精英阶层可能将部分金钱用于慈善事业,他们仍会利用其金钱、权力和影响力来创造“游戏规则”,从而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增强公司的权力以及公司剥削工人和消费者的能力,剥夺了普通公民获得足够医疗保健或教育的机会,并且污染了环境。

  中国慈善家:2016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人的民生、福利状况是否有所改善?您如何评价特朗普政府的社会政策?

  斯蒂格利茨:即使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在绝大多数方面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都停滞了。2017年的税收法案减少了对亿万富翁和公司的税收,但(在税法全面实施之后)提高了对中产阶级大部分公民的税收。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健康保险。根据新冠大流行前可获得的最新数据,美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低于特朗普上任时的预期寿命。中产阶级的工资和收入基本停滞不前。失业率继续呈下降趋势,但实际上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奥巴马政府时期要弱(最初的下跌是奥巴马从其前任继承而来的2008年经济衰退的结果)。虽然顶端的那些人过得不错,但底部的人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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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5月失业率环比下降1.4个百分点至13.3%,较4月历史高位有所回落。图为5月29日的华盛顿街头。

  中国慈善家:您在书中写到,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现在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而忽视了政府的角色。但事实上,联邦政府的庞大开支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源头。如果再强调政府的作用,是否会导致政府规模扩张、官僚主义和人民负担加重?

  斯蒂格利茨:现在正是社会支出导致了美国的债务水平。撇开经济不景气(2008年,2020年)时不可避免的增长,主要的赤字可以归因于共和党的减税,并且一再被驳斥的信念是,这些减税通过增长“付出代价”。

  减税意识形态始于里根,延续至布什政府(2001年,2003年,即使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卷入了一场非常昂贵的战争(见我的书《三万亿美元之战》),在2017年特朗普执政期间最昂贵而乏善可陈的减税达到高潮,它没有带来更多的投资,但增加了股票回购和股息。

  最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当时美国债务约占GDP的135%。应对措施虽然不是紧缩政策,而是在政府对教育、基础设施和研究的投资的带动下“增长经济”。它奏效了,不久之后债务占GDP的比率就到了45%左右。

  中国慈善家: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经济崛起,社会走向自由和开放。您认为以AI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能带来同样的社会发展吗?为什么?

  斯蒂格利茨: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它使我们能够解决我们原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可能导致不平等现象加剧,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失业率可能更高。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建立监控状态的能力,增强了在世界许多地区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倾向。

  中国慈善家:去年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修订版在中国出版,论述了过去全球化的失败,使其不能造福全球。请问您对全球化的前景怎么看,它对未来世界秩序会造成什么影响?

  斯蒂格利茨:新冠大流行已经说明我们必须合作:我们共享一个星球,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保护我们的星球免受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全球化的规则。法治对于长期的、可持续的繁荣是必要的,在国际上和一国之内都是如此。问题在于,许多全球性规则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制定,并使其受益,而牺牲了各国的工人和普通公民的利益。

  三十年前,人们寄希望于全球化将导致所有社会走向自由和开放的民主政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融合。这似乎是一个幻想。未来世界面临的挑战是,为经济和政治制度乃至基本价值观明显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设计一个框架。如果我们要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种合作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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