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如何重建尊严

张千帆：如何重建尊严

　　重建我们的尊严

　　尊严，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因为回望历史，是服从与专制的记忆，遥望未来，是权利社会的召唤，两方面似乎都没有为尊严留下话语空间。

　　面对传统，我们一直在推倒，一直在重建，当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舶来的社会”中时，我们才痛彻地感到，太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行动，太需要一分经验智慧来启迪心灵，太需要一幅人性的图景给我们勇气。

　　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疑惑的时代，心中的未来无限遥远，脚下的路如此漫长， 张千帆先生试图拓展一个崭新的方向，在他的新著《为了人的尊严》中，他努力挖掘中国传统中的尊严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新的道德与政治理论，在他看来，尊严理念不仅仅是建造中国宪政大厦的起点，也是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桥梁。

　　其实，人的尊严并不是个新话题，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逐步嘹亮起来的声音。然而，究竟如何重建我们的尊严，如何张扬起人的价值，如何让发展能始终地坚持以人为本的方向……凡此种种，正拷问着我们的时代，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张千帆先生。

　　不太满意“新儒家”

　　北京晨报：在您的新作《为了人的尊严》中，试图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的内核，但世界上所有文明在内核上不都是相似的吗？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何在？

　　张千帆：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有天然的亲近感。自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儒学的根子被斩断了，传统文化只能靠潜移默化的东西来传承，比如社会习俗、言传身教等。这些对国人的成长多少还是有影响的，但是大部分儒家道德已经在历次运动中丧失了。人类的基本道德伦理确实是共享的，不随时代改变而改变，但各国道德文化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在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基督教、犹太教不可能真正等量齐观。

　　不过我下面也要讲到，儒家学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经过现代化之后，我相信它可以为各种文明所认同。我甚至认为，西方人身上也时常闪现儒家的尊严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许多国人身上却消失了。

　　北京晨报：您在西方留学多年，学习西方哲学、文化、政治学等，为什么反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么有兴趣呢？

　　张千帆：我的博士专业是政府学，留学期间主攻政治理论、公共选择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不过我所在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对中国研究不是太强，所以在校期间主要学习西学，对康德哲学尤其有兴趣，因为他是西方尊严理论的集大成者。中国哲学是我的“业余爱好”。

　　1996-1997年，我写了两篇硕士论文，试图用“尊严”概念重新梳理传统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我学习了不少“新儒家”的东西，但是仍旧不太满意：一是话语太传统，往往通篇“仁义”、“道统”，显得很陈旧；二是过于晦涩，偏重本体论论证，但从西方分析哲学的传统来看，这些论论证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三是过于精英化，主要限于学术圈子，大众传播不广泛，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它们未能用现代的语言准确表达儒家的核心与精髓。要复兴儒家学说，既不能照搬陈词滥调，也不能简单套用现代西方概念，而是要挖掘儒家学说的内在精神，用它来指导现代生活和行为方式。

　　张千帆：儒家让每个人背上十字架

　　被抹黑的传统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人对谈传统非常反感，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您怎么看？

　　张千帆：我在台上讲到儒家，常有台下听众站起来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传统就是落伍、陈旧、腐朽的东西，其实，这是几十年来抹黑传统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实事求是就儒家而谈儒家，没有看到儒家学说对于提升社会道德和建设民主宪政的积极意义，所以我们对传统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造成了思想与道德的真空状态。

　　北京晨报：您也经历过这种状态吗？

　　张千帆：八十年代国内流行“信仰危机”这个词，没有人能幸免。作为60后，我的道德教育也同样经历了一大段空白。到国外留学后，中间曾有一度学习、生活不太顺利，就系统阅读了家人隔洋寄来的整箱经典。在我感到低落的时候，这些古籍给我振奋和支持，帮助我获得坚守和自信。在阅读当中，我感悟出儒家精神的根本在于“尊严”，虽然典籍里没有这个词。读新儒家的时候，我看到张君劢先生最早关注了尊严概念，以后张岱年先生也发表过相关论文。他们的著述坚定了我的想法，要用尊严来贯穿儒家的道德学说。

　　道德真空从何来

　　北京晨报：您说思想与道德的真空状态，确实是很多人的切身体验，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张千帆：如果全社会都生活在一个正统的信仰体系下，一旦这个体系衰落，又没别的替代，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在中小学以至大学，青年人都有一定的信仰，可走向社会后，尤其在生活的压力下，感到现实与信仰落差太大，现实往往是对信仰的嘲弄。在这种环境下，就很可能放弃道德上的坚守。可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如果缺乏了这种坚守，就会陷入混乱、贫困与腐败之中。

　　北京晨报：传统道德有虚伪的一面，这不也是客观存在的吗？

　　张千帆：这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歪曲。任何事情走到极端当然都不好。儒家强调尊严，但是如果尊严变成“死要面子”、“打肿脸充胖子”，显然就变质了。墨家批评儒家礼仪铺张浪费，但是孔子从来强调“礼”（譬如葬礼）重在实质而非表面。儒家一直反对假大空，痛恨“伪君子”，这是毫无疑义的。孔子主张中庸，最好“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就是“面子”和“里子”必须相称。“质胜文则史”，也就是虚伪，这比“质胜文则野”糟糕得多。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儒家只能选择真实。所以，“刚毅、木讷，近仁”。“诚”是儒家的最高伦理价值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宇宙万物的基础，“不诚无物。”这难道能说是虚伪吗？

　　当然，如果控制适度，爱面子也可以是好事。正如神学家奥古斯丁所说，虚荣是是准美德，可以促使人们做好事、不做坏事。你想，如果人人都不要脸，那将是多么可怕。

　　儒家并不强调服从

　　北京晨报：儒家有服从、懦弱的一面，岂不是现代化的阻力？

　　张千帆：儒家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儒家寄生的制度强调服从。中国一直实行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百姓没有独立判断的自由和能力，只能认同某个绝对正确标准，不允许其他判断。这样是不可能有尊严的，因为尊严的起点是人格独立。如果法官不独立，法律就没有尊严，个人也是一样的，只有独立人格才能有尊严。但是在儒家的道德学说当中，许多地方是崇尚人格独立的。

　　北京晨报：儒家提供了一套绝对标准，这与独立人格不是背道而驰的吗？

　　张千帆：儒家学说确实也带有教条主义成分，主张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这是所有传统学说的致命伤，但是儒家教条是比较抽象的，而且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的主张就是真理。比如儒家的最高标准“天道”，就没人能说自己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当然，孔子是权威，但是人人都可以解释孔子，你能解释，我也能解释。皇帝最大，但是皇帝的解释也不是最权威的，皇帝还要跟老师学呢，谁能算绝对正确呢？所以虽然中国儒家传统没有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分离，汉朝之后实行“独尊儒术”，但是传统社会的权力和思想并不是完全合一的。加上那时官僚系统不发达，所谓“皇权不下县”，这就给不同声音留下了空间。即使在制度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独立空间。大臣可以议论朝政，御史台可以弹劾官员，甚至批评皇帝。

　　儒学的活力是怎样丧失的

　　北京晨报：虽然“五四运动”的批判有偏颇之处，但儒学保守、消极、迂腐的一面也是客观存在的啊？

　　张千帆：应该从源头上看儒学的局限性。儒学本身诞生于私学，没有官方背景，孔子是以布衣学者的身份来梳理传统的，诸子百家都来自于民间，而不是官府。后来儒学与权力结合过于紧密，成为统治者御用的思想工具。学者在学理上比掌权者更高明，因为那是他们的职业，可后来“独尊儒术”就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因为那样不仅禁锢了其它思想，而且思想垄断是要靠权力压制才能实现，所以儒学本身依附权力之后也就死亡了。诸子百家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而百家都不是什么官，而是村野匹夫，结果民间的思想却证明是最有生命力的。儒学与权力的结合导致中国思想长期停滞，也直接扼杀了儒学本身的发展。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古希腊时期，西方思想家层出不穷，可后来基督教垄断信仰和思想，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

　　为什么我们忽略了尊严

　　北京晨报：传统中的尊严观能适应现代社会吗？为什么在现代性的理论很少关注这一点呢？

　　张千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尊严确实没得到重视。这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基督教强调自我否定，主张人有“原罪”，不像儒家（一定程度上包括道家和墨家）肯定人性。“文艺复兴”之后，人性的尊严有所恢复，一位教士还写了《人的尊严》这样的小册子，但在基督教传统中难以发展成显学；其次，自由主义传统起源于霍布斯，而他对人的假定就是比较黑暗的。在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当中，人是纯粹理性、自私的动物，没有国家约束必然走向尔虞我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没有什么尊严的。以后洛克改进了霍布斯的学说，主张上帝先于国家，道德法则在自然状态仍然适用；卢梭也强调“自然人”健康的一面，但是现代自由主义并不太重视这些方面，尊严话语完全被权利话语遮蔽了。

　　不过在西方文明的深层意识中，尊严还是时隐时现的。《圣经》上说，上帝按自己的映像造人；假如人纯粹是罪恶的，那么上帝岂不也是罪恶的？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人有高贵的一面，因为他继承了上帝的高贵。只是这些零星孤立的论点没能形成系统学说，因为自由主义理论主要关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个人的德性则是道德与宗教的事情。

　　上帝并没有死

　　北京晨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也出现过“上帝死了”的声音，这不也是彻底推倒传统吗？

　　张千帆：尼采是说过这个话，他的意思是他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信上帝了。这是信仰垄断的必然结果。在愚昧的中世纪，解释《圣经》的权力掌握在教会和教皇手里，老百姓没有独立思考和信仰的权利。当时识字的人也很少，只能接受牧师对《圣经》的解释。但是中国发明的印刷术传到西欧之后改变了局面，人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都可以和上帝直接对话。这就是新教革命的起源。打破宗教垄断之后，上帝又复活了。其实你到美国的教堂看看，根本没有人在那里照本宣科，这样死气沉沉的地方谁愿意去呢？许多教堂里面是非常活泼的，甚至还有演摇滚乐的，都说在赞美上帝。所以上帝“死”了100年又活了。儒学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打破思想垄断，未尝不可以激活它。

　　北京晨报：如何激活它呢？

　　张千帆：可以参考基督教的例子，在中世纪，天主教搞思想垄断，真理皆出于教会，教皇成了上帝的化身，导致它一度衰落。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政教分离传统，耶稣自己说过“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西方最早的分权就是政治和宗教、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的分离，中国则长期政学合一，认为世界上只有一套正确的东西，而且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强制，“政”就是通过强力实施“正”确的东西。难道政府还能追求谬误吗？这就给思想垄断和权力干预提供了借口，导致学说僵化、万马齐喑。

　　不奇怪的是，传统儒学是依靠“独尊儒术”而维持垄断的。一旦政权垮台，它也就岌岌可危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儒学失去了权力支持，就像一个失去拐杖的瘸子，自然难以支撑。经过1915-16年的新文化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儒家传统无可奈何地衰落了。

　　如何走出中世纪

　　北京晨报：冯友兰先生曾说，东西方哲学在源头的地方是差不多的，但西方哲学完成了现代化，东方哲学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所以处处不如，问题是儒学怎样才能走出中世纪？

　　张千帆：中世纪这个比喻很好。中世纪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就是思想专制。这是教条主义传统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的诸子百家中，道家略好，老庄有怀疑主义思想，剩下的都强调思想专制，坚持自己绝对正确，一个比一个厉害。孟子说杨墨是迷途羔羊，儒家有义务去拯救他们呢，这样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教条主义偏执在西方历史上也一直存在，而且比中国还厉害，宗教战争不知死了多少人。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假定一种真理，不允许质疑和反驳，只让你好好学习，这样就扼杀了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是这一套。我在教宪法课时，特别强调怀疑主义和宽容，即使你认为别人说错了，也要宽容和尊重。其实这应该是公民教育的内容，小学就应该教。你看网上的那些愤青，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自己100%正确，不能宽容不同意见；只要别人不同意他，就是弱智、白痴或道德败坏。这和我们的教条主义教育模式有很大关系。

　　今天的环境其实最有利于中国人反省。几代人上上下下折腾，今天独信这个，明天独信那个，反而离真理原来越远。历史教训应该促使我们认真去思考，真理是没那么容易掌握的，自己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要尊重反对意见，培养宽容精神。其实这和儒家学说的本质不冲突。真正的儒家是很自信的，因而也可以很宽容的。既然儒家相信人性善，那么也就应该相信不同意自己的人也有掌握真理的能力。

　　如何成为有尊严的人

　　北京晨报：那么，如何才能成为有尊严的人呢？

　　张千帆：我之所以青睐儒家，是因为儒家“君子”提供了道德人格的原型，而且儒家经典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实在太多了。你把关于君子的描述都找出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就还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尊严。在孔子看来，如果达不到君子的要求，即使你是君主也没有尊严。

　　我对儒家学说的复兴是有信心的，因为它有一种自然的说服力。儒学比较适应人性，而且从每个人自己入手，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只要你相信自己，认真对待自己，你就可以得到尊严，不论你是谁。从天子到庶民，都需要修身；虽然各自使命不一样，但作为人都要遵循一套做人的原则。

　　北京晨报：很多人认为，制度变革才是根本，制度好了，人自然变好，您怎么看？
 
　　张千帆：这恰好说反了。制度当然有作用，制度改革能帮助我们重建个人尊严。但是从因果上看，一个没有尊严的人群是不可能推动制度改革的。如果一切都寄托在政府身上，那么任何改革都不会发生；最后只有革命，但是只能越革越糟。今天我们已经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所以应当充分利用这个空间，让道德和思想生长起来。任何制度变革都以公民建立起适当的尊严和道德为前提。在当下中国，任何人都不可能控制你的全部生活；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最终要由你自己来决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走什么路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也不可能强迫你选择。如果大家都认识到自己该做什么，变革才会到来，不可能等变革发生后，再去树立尊严。

　　超越制度决定论

　　北京晨报：儒家不也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吗？

　　张千帆：但儒家绝不会主张把制度改好之后再来改造自己。不管在什么制度下，自己都要好好做人，做什么人、走什么路是关乎自己人生意义的事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应该积极推动制度进步才是。“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尤兴。”把一切问题都推给“制度”，一切希望都寄托于“顶层设计”，怎么可能是君子所为呢？让“制度”承担责任，最后的结果就是没人承担责任，社会当然也不可能进步。儒家要让我们每个人都对社会承担一点应有的责任，也可以说是要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上一个十字架——也许不是一个那么沉重的十字架，而是每个人量力而行可以承受的十字架。

　　北京晨报：“顶层设计”的提法有些模糊，毕竟历史很少是设计出来的，它有自身的规律。

　　张千帆：是的。所以“顶层设计”应该改为“顶层配合”。到今天，中国不能寄望于政府指导人民，带领人民奔向某个伟大目标。改革的动力应更多来自民间，上层则顺应时变，上下互动才能进入改革的良性循环。

　　恢复我们的耻感

　　北京晨报：在尊严话语中，过多强调责任，很少涉及权利，这是不是儒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阻碍？

　　张千帆：这不仅不是障碍，而且是儒学的特殊价值所在。尊严当然包含权利，一个没有权利意识的人显然是没有尊严的；但是一个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履行义务的人同样也没有尊严，而且也得不到权利。在儒家看来，一个人不承担责任、不承担风险的人即便占了便宜，也只是和动物一样活着。一头猪不就是活得更舒服一点吗？一个人要是那样，他的人性体现在哪里呢？人活着是要思考、要选择的，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如果以损人利己甚至祸国殃民的方式能过得更好，那种生活值得过吗？动物就没有这个问题，扔出一根骨头，一群狗上去疯抢，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人可能就会有所顾忌。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儒家提醒我们每个人要不断反思自己，发现真实的自我。

　　北京晨报：我住在天通苑，人行过街道上到处是行人扔的废纸，大家习以为常，可前几天网友拍到三个英国人义务在那里捡废纸的照片，并贴在论坛上，网友们都感到很惭愧，也许现代人应该更多扛起责任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好社会？

　　张千帆：感到惭愧是好事，这是内在尊严的自然反应，表明我们多少还有尊严感，只是大家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让你的尊严感麻木乃至泯灭。其实你北大天桥对面的围墙里也到处是垃圾，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小到地铁里吃东西、随地吐痰，大到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我们的耻感近乎泯灭了。现在似乎只有靠离生活很遥远的航母、卫星才能维护我们的面子，但是对自己生活周围的这些事却习以为常、置若罔闻。对维护公共环境缺乏自律，对损害公德的行为缺乏廉耻，自己的权利受损又不敢站出来抗争。很不幸，这就是我们多数人的状态。

　　西方人当然不懂得什么儒学，但是我看他们许多人反倒称得上是儒家君子。个人行为很自律，“行己有耻。”这说明，尊严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中西可以互相交流；我们有学理，他们有实践，彼此可以取长补短。只要有一个自由交流的环境，恢复我们的尊严并不难。在不久的将来，尊严会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桥梁。
 

来源: 北京晨报 | 来源日期：2012-05-14 |  作者:张千帆、陈辉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